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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明初山东青州府移民之谜
关于明初山东移民，至今广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派兵对山东连杀三遍，站在山头上望望，还有冒烟的地方，再杀，直到把人杀光。然后又从山西洪洞县和枣强县大量往山东移民。还说这些移民是被官府用绳子栓连在一起押送而来的，大小便时要解开绳索，然后再拴上。所以后来山东人把大小便称为“解手”。
为什么山东人都这么讲，这事是真的吗？
要考察移民，必须得先了解明初移民的原始资料。元末连年战争，各地普遍“田地荒芜”，“居民鲜少”。(《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尤其是山东河南等地“多是无人之地”。(《日知录》卷十)社会经济异常凋敝。朱元璋为巩固统治政权，明初实行了许多恢复经济发展生存的措施。首先是移民、屯田、垦荒、减轻农民赋役等。《明史》载，明初的移民是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开始，先是“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三年不征其税”。“洪武四年(1371年)徐达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共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散处诸府卫各地屯种”。(《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六)同年又“徙沙漠遗民(蒙古人)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附近各州县”。(《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六)其后又“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洪武六年(1373年)……“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洪武九年十月“徙山西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洪武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十六年迁广东清远徭民一千三百七十人于泗州屯田”。“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地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乡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又“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明史》卷77)“……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千六百七十二顷。”“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洪武二十八年，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成祖覈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通过上述关于明初移民的原始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明初移民、屯田是自洪武三年六月开始。重点向两个地区移屯。首先是往朱元璋的家乡和他起义根据地进行移屯，先使这一地区得到富裕、繁荣、兴盛。如多次移屯凤阳、濠州、滁州、和州及周边地区。其次是北平一带。元末蒙古贵族大批逃亡漠北以后，居民锐减，为加强北方军事要地北平的建设故命徐达多次往北平一带移屯。这是明初首先移民的两个重点地区。②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由于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言，才开始由山西向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州县及河南移民。③洪武年间移民最多，永乐年间多是由山西向北平移民，是营建北平京都宫殿的需要。永乐十九年后明初大移民结束。④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从未向青州府移民，相反，洪武二十八年却有从青州府向东昌府移民的记载。⑤朱元璋明初大移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大量向朱元璋家乡和根据地移民，先使家乡得到富裕、繁荣、兴盛。二是为防蒙族来犯加强北平军事建设而移民。移民目的全是为了统治者本身，并未考虑全国穷苦老百姓。山东河南是破坏最严重的省份。明朝建国二十多年没往这里移民，要不是大臣们实在看不下眼去而建言，恐怕朱元璋至死也不会想到山东、河南人民的利益。与其说是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倒不如说是为了统治者本身更为恰当。永乐年间全是为营建北平京都宫殿，充当徭役而移民。至永乐十九年，随着北京宫殿的竣工，全国大移民结束。这不是为了统治者本身又是什么呢？
既然明朝廷从未向青州府移民，为什么青州有这么多从山西洪洞和枣强来的迁民？《青州市志》载，在青州市境内1164个自然村中，由枣强县迁民立村的有430个，由洪洞县迁民立村的近300个，占全市村庄总数的62%。《临淄区志》载，临淄区现有400多个村庄中，明代立村的达290个，占72%。原因何故？关于明初青州府的移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抱着这个疑问，十几年来笔者走访了无数群众，查阅了解了许多迁民的谱牒，考察了有关实物碑刻墓志铭等历史遗存，并阅读了大量有关历史资料和志书。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使这一谜团逐渐明朗化，现整理如下。
一 枣强县迁民是否是移民
关于这个问题，《明史》没有任何记载。明清时期的青州府志和益都县志皆未涉猎。近年新编修的《青州市志》和《青州市地名志》皆认定是明初移民，但没有确切证据，难以置信。笔者查看的许多枣强县迁民的谱牒中，它们都没有记载有关移民的信息，如办理移民手续、发放川资、种子、农具，享受免赋待迂等等。更没有屯田、垦荒的记载，也没有提到“移民”二字。对移民凭证迁发地、迁移路线、如何迁移的都避而不谈。这不禁使人对移民产生了疑问。恰恰相反，却有不少家谱记载是“被强征负徭役而来”。其中孙氏族谱是这样记载的：“《明崇祯十五年孙氏南马兰支谱》载，青州吾孙氏之族第一世孙炳，明洪武二年由山西枣强县孙家营村率三子龙、虎、象来青州负徭役，在青州东南隅建城，一年后竣工，移居城北南高柳。因永乐十八年兵变，吾族分支各户带‘铁灶门’外迁定居……”李氏家谱记述“明洪武二年由山西枣强来青州城负徭役……”刘氏家谱记作先由枣强移居青州城南隅。在寻访中，众多枣强迁民都言始祖先移居青州城隅，后移居他地。出土高氏祖碑记载：“明洪武二年，高氏先祖叔伯兄弟二十六人由山西枣强迁来青州，后移居张店”。高氏家族后裔云：“听祖辈相传，青州城墙有一段是我们高氏先祖兄弟们修筑的”。可见，当时修筑青州城是分工包干，责任明确，要求严格，必须如期完成，否则要受责罚。难怪这么高大坚固的城墙一年多就竣工。查看枣强迁民的族谱及对其后裔的寻访，他们都众口一词，皆言洪武二年来自山西枣强县。并言都是兄弟几个人一块迁来，后又分散各处。奇怪的是为何不提女姊妹？移民应该是全家男女老少都有。为何不提女的？又为何不提母亲之事。老人小孩更是不提。只提来了兄弟三人、兄弟四人。这里面大有“针线”？这不免使人产生怀疑，这是移民吗？看来，女人、老人、小孩是不能充当徭役的。这也反证了枣强迁民是被迫负徭役而来。由此可知，枣强县的“迁民”是青州府为修筑城墙而强迫征集来的徭役。查看明初青州有关史料得知，明朝初年，由守城指挥使叶大旺领兵重修加固益都城。城墙长二十里(见于钦《齐乘》)城高三丈五尺，沿河处高七丈余。城墙内侧用三合土夯砸而成，外侧用巨石和大青砖垒砌，黄米浆灌缝，最大的石块长五米厚一米，特大青砖长四十四厘米，宽二十二厘米，厚十一厘米。砖面印记有“益都城砖”、“洪武二年”、“己酉夏月”字样。三米高的城垛口女墙围成一周，隔不远就有一处三米见方的城垛子伸出墙外，称“马面”。站在上面可以左右环顾，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有东西南北四门，皆为二重门，即外城门和阁子门，两门之间是瓮城。城外护城河上有石桥相通。是山东最大最雄伟的城墙。为山东第一座省城，全国第一流的城堡。明朝人吴斌《青州歌》诗咏：“青州高城雄九州，城门天上飞琼楼。羽林兵卫若熊虎，剑戟耀日寒光浮……嵯峨城阙帝子宫，天上遥镇沧海东。海波镜静寂不动，鲸鲵不敢扬天风。”(《御选明诗》卷五)可见青州城是雄伟壮观，坚不可摧。左卫羽林，威镇海岱。
要筑这样雄伟坚固的城墙，所用大量的石料要从山上开采、搬运。大青砖要制坯装窑烧制再搬运。三合土要用石灰、沙粒、粘土人工搅拌装运夯砸。古时候没有先进工具，全靠人力，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需要多少人才能完成。当时山东已是“十室九空”，“多是无人之地”，哪有人筑城墙。史载明初枣强县一带正遭严重旱灾，人们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明史》称其为“流民”。青州守城将领都指挥使叶大旺借此机会，从枣强县强征大批徭役来青州修筑城墙。这些徭役们知道自己要远离家乡去负苦役，联想到当年秦始皇筑长城的情景，一个个纷纷逃跑。押解官兵只得用绳索把他们栓连在一起，防止他们逃跑。大小便时将绳索解开，然后再栓连起来。所以，后来山东人就把大小便称为“解手”。
明洪武二年，“己酉夏月”，被强征来的徭役开始修筑青州城，据考，参加筑城的还有大量俘虏和罪犯。青州城是山东第一个省会都城，修筑宏伟坚固，洪武三年竣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样浩大的工程，徭役们所受的苦和罪可想而知。领兵守将叶大旺是用兵押解，用兵督监，在官兵的催逼鞭打下，日以继夜，拼死拼活来完成任务的。犹如当年秦始皇大将蒙恬领兵修筑万里长城一样。真所谓，当年秦始皇大将蒙恬领兵筑长城，如今青州守将叶大旺领兵筑城墙，何其相似。难道长城和城墙都是这些兵筑起来的吗？
从枣强县迁至青州的后代子孙们，青州城的建成，是我们的先祖用血汗泪水和生命筑成的。我们的先祖为青州立了大功，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们应引以为豪，要永远记住我们的先祖来之不易。我们的先祖不是移民，是统治者强迫横征而来的徭役。
从另一个角度讲，《明史》载，明朝初年的全国大移民是从洪武三年六月开始的。青州官府从枣强县征集徭役的时间是洪武二年“夏月”。征集徭役的时间比明初移民的时间还早一年余，明朝廷的移民计划行动还没开始，徭役们早已来到青州干了一年苦力，这怎么能说是移民呢？
洪武三年，青州城墙修筑竣工。这时，青州是山东行省的治地，即第一个山东省会，它不仅管辖全山东，还统领过北平府和真定府，青州府的权限很大。当时山东境内，特别是青州府已是“十室九空”，人烟稀少。青州官府便将这些徭役安置到青州府各县。从此，来自枣强县的徭役遍布山东，也由徭役变成了迁民。这就是明朝廷不向青州府移民的原因。
二 关于枣强县的归属
《元史》载：“元立中书省一，中书省统山东、山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设行中书省十一”。可知，在元朝山东、山西、河北为一个行政区，直属元大都北京统辖。在全国另设有十一个行省。自元朝起中国有了“省”这一行政称谓。元朝的洪洞县、枣强县、益都县都属一个行政区，即腹里。到了明朝，《明史》载：“洪武元年四月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治青州府，洪武九年六月迁济南府。“洪武元年五月置河南分省。”治开封府。“洪武元年八月改元大都为北平府……十月属山东行省。”“洪武二年三月置北平行省。”真定府冀州枣强县“洪武元年五月属河南分省。”“洪武二年正月属山东行省。”“洪武二年四月置山西等处行中书省……东至真定，与北直界”(《明史》卷41，地理志二)可见，从洪武二年四月至永乐十九年正月改称北直隶，这段时间真定府所辖的冀州枣强县归山西省管辖。所以，《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洪武九年十月徙山西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明朝初年今河北地区的北部由山东行中书省管辖，南部由河南分省管辖。真定府冀州枣强县洪武元年五月始归河南分省管辖。洪武二年正月始归山东行中书省管辖。洪武二年四月至永乐十九年正月归山西行中书省管辖。枣强县是山西行省的最东边。尽管“洪武二年三月置北平行省”，但它并未统领今全河北地区。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实际权限归顺天府(当时称北平府)等八府二州所管辖。明史书籍记载以北平省所辖的事例并不多见，就连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大普查，并未载北平省，是以顺天府(北平府)等八府二州而代之，由此可见一般。青州一带众多谱牒记载“洪武二年由山西枣强县被征徭役而来”的记述完全符合当时史实。那么，这些从枣强县被强征的徭役们是洪武二年的几月份来到青州的？因为洪武二年正月到四月这段时间，枣强县归山东行中书省管辖，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内征集了大批徭役而在四月份后押解到青州来的。修筑青州城墙的大青砖上的印记是：“洪武二年”，“己酉夏月”字样。“己酉”，即洪武二年。“夏月”是农历四、五、六月份。这说明修筑青州城墙是洪武二年“夏月”开始的。征集徭役的时间、青州大城砖的印记时间和众多谱牒所记时间都是洪武二年，三者时间相吻合，可以得到互证。
另外，有些枣强迁民的谱牒记为“洪武二年来自直隶枣强县”或“洪武二年来自河北枣强县”。这些记法都不符合当时的史实。北直隶是永乐十九年正月设置。清沿袭之。河北省这一称谓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称。明初的大迁民在永乐十九年基本结束。因为大部分谱牒是清朝以后所修。多以修谱时的隶属入谱，故与征集徭役的史实不符。
《青州市地名志》云：“枣强县从未隶属过山西省……而记作属山西省者明显地根据讹传，入志时皆适当地给予修改”。并云：“洪武年间枣强属北平省”。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所有迁民的家谱没有一例写来自北平省？就连《明史》所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各省人口大普查，唯独没有北平省的名字，而以顺天府代之。这是为什么？地名志这些说法与《明史》卷41.地理志二所载“洪武二年四月置山西等处行中书省……东至真定，与北直界……”(枣强县属真定府)、《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明史》卷77：“洪武九年十月徙山西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等相违背。在这里，《明史》地理志明确地指出了山西省的最东边是真定府，而枣强县就属于真定府。可见枣强县隶属于山西省是载入史册的，是毋庸置疑的。《青州地名志》所载明初对青州移民的时间是：“洪武三、四、九、二十一、二十二及永乐年间……”。翻遍明初史料，没有朝廷向青州移民的记载。对山东移民的记载还是在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以后。地名志所记时间是全国各地大移民总的时间，是自始至终的时间。这种笼统的记法是不切实际的，也有悖于信史和方志的记实原则。笔者以为，地名志之所以做出上述错误的判断，可能是受修“志”的时间所迫，未能来得及详究明朝的所有史料之故。
青州府为何要从枣强县征集徭役？其原因有四：①元末明初青州府已是“十室九空”、“多是无人之地”，已无徭役可征，哪里有人来筑城墙。②因为真定府冀州枣强县在洪武二年四月以前隶属山东行省管辖，而青州府是山东省的省会。权势大，自己说了算。③《明史》卷28载，明初枣强县一带正遭严重旱灾，遍地饥民，四处逃荒。青州府借此机会由领兵指挥使叶大旺从枣强县征集徭役是一举两得之功。④枣强县离山东省最近处不到一百里。路途近，且在通往山东的要道上。看来从山西枣强县征集徭役再合适不过。
三 关于洪洞县的移民问题
查看明史资料，没有洪洞县往青州府移民的记载。为何青州府一带有这么多洪洞县的移民？《青州市志》载，由山西洪洞县迁民立村的近300个，仅次于枣强县。查阅《山东省志》、《青州府志》、《益都县志》、《寿光县志》、《临朐县志》、《潍坊市志》、《淄博市志》、《桓台县志》、《无棣县志》、《乐陵县志》、《沾化县志》、《张店区志》、《淄川区志》、《周村区志》、《临淄区志》等，皆无移民的确切详载。看来青州府的明初移民确实是个迷。为何史书不载，志书不载，野史亦不载，而传说却几乎相似，原因何故？明初对山东移民的史料是，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由于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言，才开始“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履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明史》卷77)“……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千六百七十二顷。”(《明太祖实录》卷193)可见，主要是往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移民。当时，山西洪洞县周边各州县是移民的重点，而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明朝官府在城北广济寺大槐树下设局，办理移民手续，这里是迁民的集散地，周边各州县的移民都来此办理迁民手续。迁移凭照是以迁发地洪洞县之名签印颁发，所以凡是移民皆言来自山西洪洞县，这就是洪洞县移民多的缘由。后来山东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要问我祖先从哪来，山西洪洞大槐树，上面还有老鸹窝。”那花喜鹊老鸹的窝就连着自己的老窝。这些从周边各县来的老百姓，长途跋涉，行走劳累后，都在大槐树下歇息、吃喝。望着大槐树上花喜鹊老鸹喳喳地叫个不停，好像在为他们报喜送行。老鸹是花喜鹊的俗称，喜鹊登枝，自古是一吉兆。这些不识字的老百姓十分相信，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当要离开这生他养他的故乡时，都个个泣不成声，三步两回首，一步一回头，等走远了再回首时，只望见树上的老鸹窝和那盘旋在天空的花喜鹊老鸹。难怪他们对大槐树感情那么深厚，记忆那么深刻，后来也就流传最广，代代相传，有的忘记了祖根县名、村名，但却没有忘记这棵大槐树。而来自山西洪洞及周边各县的那些移民，到了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刚定居下来，仅几年光景，连窝还没有建好，这时朱元璋去世，其孙朱允文称帝，即建文帝。此时，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成了主战场，血战三年，老百姓遭了殃。这些从山西洪洞迁来的移民，为躲避战乱，不得不逃难二次东迁，辗转来到青州府这块比较安定富庶的地方定居下来。而此时的青州府尚是“十室九空”，人少地广，并且有不少无人居住的归房舍，正是他们安家之处。再者“靖难之变”后，朱棣做了皇帝，他大兴土木工程，营造宫殿，另建新的京都北平。永乐四年闰七月壬戌下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时间长达十三年，工程浩大。对人民横征暴敛，从周边省县大批征集徭役。据山西洪洞县历史资料载，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洞等地移民十次到北平充当兴建京都宫殿的徭役，史称“徭民”。他们不堪忍受徭役之苦，都纷纷逃亡富庶安宁的青州府一带。从此，青州府一带才有这么多山西洪洞县来的“移民”。按说，他们原来都是朝廷真正的移民，但二次逃难迁徙却成了难民、逃民、流民。为了好听起见，我们权且也把他们叫做移民吧。
对比枣强、洪洞两地迁民的家谱及后裔的传说，枣强者，众口一词，说法统一，时间准确一致，传说大同小异。修谱时并能回枣强县找到祖根，还有来往联系。而洪洞者，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也没有统一的时间，多为永乐年间后辗转而来，时间跨度很长。能回山西找到祖根的非常罕见。枣强者，皆记男丁“搬迁”；洪洞者，却为整户男女老幼一起搬迁。可见洪洞一带来的迁民比较复杂，难以理顺。这也恰恰证明他们不是统一迁徙而来的移民。
综上所述，青州府一带“移民”多的原因有：①为修筑青州城墙从枣强县强征来的大批徭役，竣工后，分散到青州府各地定居下来。②“靖难之变”时期为躲避战乱，二次东迁的山西洪洞移民。③不能忍受兴建北京宫殿徭役之苦而逃至青州府一带的山西洪洞移民。④明清两朝断续而来的自由迁民。特别是清朝康乾盛世后，青州尤为繁荣，各省巨富商贾云集青州，在此安家落户。⑤自民国后期至今所修谱牒，大有不实之处，原“坐地户”及小户人家也续进了明朝迁民的谱牒中。有些不知来历的村户也过河随大流，干脆随和着，也说是从山西迁来的，反正山东山西一家人。这样以来，山西迁民就更多了。关于明朝立村多的原因，详见拙作《青州府明朝立村多质疑》，这里不加赘述。
四 关于朱元璋把山东人杀光的传说
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统领，率25万大军北伐中原。第一个征伐的目标就是山东青州。元朝在这里设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称益都路，是元朝京师腹里的南大门，军事重镇，有重兵把守。元朝廷命蒙古状元普颜不花为宣慰使，坐镇益都，指挥各路大军。普颜不花对元朝廷忠心耿耿。徐达亲领大军兵临益都城下，奋力强攻。普颜不花拼死鏖战，日久不支，终于城破。普颜不花至死不降，与母亲妻儿诀别后不屈而死。元益都路总管胡濬，知院张俊都自杀身亡，他们的妻妾婢女怀抱小孙皆投井而死。十一月攻克益都，然后徐达北略各县再西取济南。1368年3月山东全部平定。在这次徐达大军经略山东之役中，老百姓是否残遭屠杀，被朱元璋杀光呢？查遍明史资料未见有此类记载。相反，却又朱元璋爱护老百姓的记载。大军北伐中原出发前，朱元璋复召将士谕曰：“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要在削平祸乱，以安民生。凡迂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明史纪事本末》P102)朱元璋这么爱护百姓，山东的老百姓为什么说他“对山东连杀三遍”“直到把人杀光。”山东人民为何这么无情，为何对朱元璋这么恨。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山东人就是豪放阔达，勇武不屈，富有感情。怎么会成了无情无义之人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山东人对朱元璋的恨也并非无缘无故。问题不在北伐中原经略山东的战役中，而是出在明朝洪武三年对山东青州起义军的残酷镇压、屠杀，对老百姓滥杀无辜的事件中。我们不妨看一下洪武八年以前的明初社会局势。首先，元末战争破坏最严重的是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日知录》卷10)昔日“耕桑变为草莽。”(《续文献通考》卷二)“洪武元年至八年各地不断发生水灾蝗饥诸灾，南至江浙淮水流域，北至山东西至河南……水潦成灾。陕西、河南、山西、河北旱灾严重……”，“济南……歉收大饥馑”(《明史》卷28)。洪武三年(1370年)济南知府陈修和司农官报告：“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明太祖实录》卷53)。各地经济凋敝，社会秩序仍甚混乱。而山东尤为突出，暴动、反抗，反明起义军四起。洪武三年青州人孙吉朴率领农民起义，号称“黄巾军”，转战青州各县，声势浩大，攻占莒州，杀同知牟鲁。朱元璋对山东各地起义军采取的手段是“用压镇法，帝将尽杀之”(《明史》)，彻底消灭，斩尽杀绝，并斩草除根。青州领兵叶大旺亲自率兵镇压，屠杀百姓，因而才有“血洗青州”的传说。本来已是“十室九空”的青州，现在几乎变成了无人区。这时，修筑青州城墙的大批徭役们亲眼目睹见证了这一残忍的事实。这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斗争。而山东广大老百姓和大批的徭役们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身处最底层的穷苦人民能同情统治阶级对老百姓的残酷屠杀吗？难怪才有“对山东连杀三遍”“直到把人杀光”的传说。尽管有些夸大，但也道出了人们不满的心声。看来，在山东广为流传的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风不吹树不摇，恐怕这些传说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通过元末各地农民起义和元朝的灭亡，朱元璋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道理。他绝不能把刚刚得手的江山拱手让出，让其付诸东流。
洪武三年后的几年中，山东仍不平静。从明朝廷对山东采取的政策可窥见一斑。“洪武元年二月……戌子，命中书省给榜抚安山东郡县”，“壬戌……诏免山东夏税秋粮……遣使赈恤。”(《明史纪事本末》P107)“(洪武)二年春正月，诏免……山东……税粮……”自洪武三年始，直到洪武十三年对山东再没有减税粮。据明史载，对其他各省每年的减征税粮都有记载。唯独对遭受战争灾荒最严重的山东却没有记载。这说明什么？恐怕在洪武三年后的几年里，朝廷只顾镇压屠杀起义造反的群众，平息维持动荡不安的乱局，哪还顾得上人民的死活，巴不得山东人都死净。对此，山东民间流传说，朱元璋当了皇帝到山西巡视，走进一大殿内，看到东山墙上有两架樑，西山墙上没有樑，便顺口说：“山西无樑(粮)，山东重樑(粮)”。大臣们一听，把山西的税粮全免了，而山东却征两份税粮。从这一讽刺朱元璋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山东百姓是何等的聪明，可以凭借编故事讽刺皇帝，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可是从明初史料的记实中看出，山西、河南、河北等省皆有免税粮的记载，而山东却没有免，照常征收税粮，这确是事实。通过多方考证，洪武三年至八年间山东的政局是混乱的，朝廷对山东的政策是苛刻的。既没有移民屯田，也没有减赋税粮，更没有兴修水利等民生建设。山东人对朱元璋会有好的印象吗？让我们看一看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人是怎样评价朱元璋的，明初被迁至“陪都凤阳”的大批移民后裔所编的“凤阳花鼓”词说：“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是说，由于朱元璋不顺从民意，残暴不仁，滥杀无辜，触怒了上天，“十年倒有九年荒”是老天爷对朱元璋的惩罚。这是凤阳人对朱元璋发泄的不满情绪。他的家乡尚且如此，何况青州人起义要推翻他的统治政权，他会对青州人如何便可想而知。秦始皇筑万里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他们的功绩至今闻名于世，人们尚且把他视为暴君。而朱元璋大开杀戒，滥杀无辜，不就是为了巩固他朱家的天下吗？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暴君连秦始皇、隋炀帝都不如。难道人们都把朱元璋视为杀人不眨眼的中国第一暴君。
看来，凡是流传经久不衰，不被人们遗忘，而流传面又极广的民间传说，是值得深思的。说明广大人民的心声在社会上深深地扎下了根。明朝至今，不过六七百年，并不久远。想必这些传说都是当时那段历史真实的折射。
揭秘历史背后的历史，破解历史背后的谜团。伴随着人类起源之谜，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有多少未解之谜，又有多少谜团隐藏在无数的历史传说中，等待人们去揭秘、破解。人类历史就是从传说开始的。如何对待历史传说，是很值得深究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讲：“通过人民大众口碑流传下来的史实，大多有其历史根据。即使某些难以作为信史，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往往也包含着部分合理的史影或核心史实。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因其系统的伪误而轻易怀疑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齐鲁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王永波) （孙凤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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